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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意识形态大棒为什么打向张艺谋(Zhang YimouState of Qatar

时间:2020-02-11 20:20来源:书评随笔
陆焉识归来时,有些重要的东西没能一起返来,那些东西被淹没在某种黑暗中。张艺谋对归来与不归来的选择,得到了电检制度的认可,这是制度与导演都想避免的。可是,随后围绕电

陆焉识归来时,有些重要的东西没能一起返来,那些东西被淹没在某种黑暗中。张艺谋对归来与不归来的选择,得到了电检制度的认可,这是制度与导演都想避免的。可是,随后围绕电影的正反之争,有限度地补充了这部分“没有归来”的东西,现实与电影交集了。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党建网转载的文章有关,在作者刘浩锋的扰动下,观影者终于可以为意犹未尽找到反思的出口,真的去想陆焉识归来背后那些无法归来的不忿,以及它们为什么不能归来。张艺谋与电检员可以少点遗憾了,本属于电影的内容,现在由实际来填充。

随着这篇檄文的出口转内销,可能旺销的还有那部格鲁吉亚电影《悔悟》,它被刘先生称之为“曾吹响西方摧垮苏共意识形态的号角”。《归来》被批判式地与之并列,警告“它的公映是西方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集结号”。盛世危言,“掘墓人”张生何以自处。

谁都知道《归来》讲述文革的伤痕故事,但刘浩锋的檄文有意回避了文革意象,而是从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颠覆、导致无政府主义抛弃社会主义的路数控诉了张艺谋电影的“阴谋”。在批判手法上,用西化标签为《归来》和张艺谋定性,从而导进意识形态危机论。

尽管以意识形态大棒作为杀威棒,可这仍然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写法。因为它回避了足以推翻这个论证的因素,亦即:如果《归来》真的是歌颂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它们也是文革历史下的产物。文革作为执政党已经定论的历史,反对文革的“个人主义”自有其存在价值。

或者说,檄文假设的反动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对“文革”的反动。如果认为它是对社会主义的抛弃,那么,檄文就将“文革”等同于“社会主义”。那么,刘浩锋所捍卫的,其实就是文革。这不仅与一般观众的理解相悖,也是对执政党对文革定论的决议的否定。

檄文就此将文章竭力回避的东西暴露给人看,到底是刘浩锋还是张艺谋在捍卫文革,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可能需要刘先生回答。这是檄文的弱点所在,刘的文章为了省却这个逻辑上的麻烦,有意将立论和论证手法向意识形态论战靠拢,但这个文本缺陷是很严重的。

檄文更大的麻烦在于,它沿袭了文革大批判的手法,将矛头指向整个文艺界,认为文艺界已经被“西方思潮毒化”了。这种批判模式似曾相识,再次将檄文引导到赞美文革及文革场景中,这不是对意识形态的维护,而变成了对意识形态的描摹。檄文屡屡走进它想绕开的陷阱中。

刘浩锋对张艺谋以及文艺界,开出了“复兴国学”的药方——刘先生自诩为国学新异思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要指望他来治病救人。说了一大堆意识形态的恐吓话,呈上的却是药师佛的名片。可“国学”不在文革中被作为“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孔家店砸烂的吗?

张艺谋的《归来》上映后,本来反响并不好,被责备为“审美的伤痕而不是历史的伤痕”。公映至半程,同情之理解的认同声音才多了起来。经过这等檄文的洗礼,即使快下线了,但估计会因反向造势变得热门。陆焉识本无意于历史地位,却因被劫持与被陷害,而据有了现实。

近年来,类似的檄文不断,它们抛出意识形态阵地的危机论,不断制造“敌人”。它们总想传达暧昧的印象:它们是经过某种神秘的授意,它们负有某种特别的任务,它们是某种思潮的前锋,特别暗示有些力量已经归来。《归来》更像是操作此类“选题”的新材料。

对陆焉识们来说,有些东西再没能归来,那与特殊历史对人性的扼杀有关,是为人性的丧失与失利;对刘浩锋们而言,他们作势呼吁的那些东西也不会再归来,哪怕表面上强做历史还魂状态。“一部电影摧垮执政党”,托辞耸动,想要制造恐惧以谋利,其实更唤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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