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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姜山:甄嬛的身体政治学

时间:2020-02-11 20:20来源:书评随笔
李巍先生是近几年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新星,最初知道他是看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学生们追捧他参加北大某个读书会时的感慨(见李巍《那一刻,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读书会后感》

李巍先生是近几年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新星,最初知道他是看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学生们追捧他参加北大某个读书会时的感慨(见李巍《那一刻,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读书会后感》),追捧的人认为他一语道破了国际关系学界的迷津。不过,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远不是这么晚才被发现,李巍不过是在重复汉语学界近十余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基本常识。2000年以来,“重读经典”成了汉语学界的基本常识,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思想家或政治哲人涉足国际关系,却始终未见国际关系学者涉足政治哲学。或者更直白地讲,国际关系学者不懂中国国内政治和中外政治思想的大有人在。

在国际关系学者看来,那些跨界涉足国际关系学的人士往往语出惊人,居然能把科耶夫与毛泽东扯到一起,还能把朝鲜战争说成是政治哲学事件;更可恨的是,他们还有对文学叙事的思想剖析,往往因此赢得了更广大后生的倾心。李巍先生恐怕不忍看到这种景象,要为国际关系学挽留一点专业自尊心,写下了《〈甄嬛传〉中的国际关系学》一文,显然要告诉我们生活中或文学作品中有国际关系,而不只是什么爱情伦理云云之物。不过,此举恰恰损伤了国际关系学科。李巍先生平行列举了国际关系学的若干现象和《甄嬛传》中的政治现象,如离岸平衡手、提供安保、追随强者等等,但这绝不是《甄嬛传》中的国际关系。这只是类似现象的并列,而非实质性关联的综合。

解读文学作品需要调用相关知识,而不是反过来——用本人具有的知识限定性地解读文学作品。几年前,李安执导的《色戒》引发了众多讨论,一位政治哲人直言李安是个不道德的导演,其立论背后是古典资源中关于“诗的教化功能”的讨论;几年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我们看到了一部荧幕版的《自然正当与历史》,反观那位政治哲人评价《色戒》时的资源调用,可谓恰如其分。对《暗算》的精妙解读也不是把人际关系中的斗争看作国际关系的缩影,而是理解其中的“国家主义”论辩。如果只是纠结于波云诡谲的人际争斗,那么一切影片都可以是国际关系的缩影,这恰恰损害了“国际关系学”的深度和专业性。

李巍先生看到了《甄嬛传》中的“国际关系”,也就是说,《甄嬛传》中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有的一比,他背后的逻辑是: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人。这种思路当然不新鲜,或者还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常识——国家可以被视作一个主体,一个巨人。虽然国际关系的业内人士提及这一点时大多援引沃尔兹,但这种思路断断不是《人、国家与战争》中的惊天大发现,早在生物学家哈维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君主是心脏的比喻。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思想中,“朕即国家”,而这个“朕”又有着“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身体,一个是政治身体,一私一公。更为人熟知的则是政治学家霍布斯把国家比作由所有成员构成的一个巨人。

具体到国际关系而言,把国家比作人的思路,会产生至少两个难题:

其一,国家是理性的,对于国家而言,理性往往高于激情,即便是军国主义国家和意识形态国家,也不过是以军事为手段来实现理性的国家利益。从国家的组成结构来看,因为它由不同品性的人构成,所以决策中会出现鲜明的博弈。而虽然就其自然本性而言,单个的人是理性人,但在社会运作中,某一性向往往会占了上风,事后回瞻,不乏一时冲动所为。虽然从精神气质而言,一个人亦可兼具不同性向,但不同性向的博弈是内在博弈,往往早有定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人之性格。这与国家中各种决策参与者之间的外在博弈不可相较。

其二,人际关系往往处在政府状态之中,而国际关系则往往处于非政府状态。换言之,人际争斗是在既定规制内进行的,个人荣辱只涉及人事升降,却不关乎规制调整;而国际风云则变化多端,国家荣辱、崛起衰落,或可直接关系世界政治既定规则的存废。

所以,虽然《甄嬛传》中也有纵横捭阖的权术,但这丝毫无关国际关系学。不过,这部影视作品却命中了中国政治思想某个角落的深处。

《甄嬛传》剧情复杂,跌宕起伏,笔者未能尽赏,仅仅跳着看了数集。与李巍先生关心九曲回肠的叙事过程不同,我更在意它的结尾。《甄嬛传》的结尾一目了然,甄嬛成功了,而且还摆脱了无休止的争宠,因为她弑君了,还让自己的养子当了皇帝。一般来讲,电视剧的结尾,要么是主人公胜利了,要么就是主人公死去。[2]不过,我们看待《甄嬛传》,不能把它的结局当成一般的苦尽甘来、皆大欢喜。因为《甄嬛传》结局中甄嬛所用的策略,有古典法家大师韩非子的明示。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

对于内宫妃嫔而言,让自己得以保全并高枕无忧的办法,就是弑君之后让自己的儿子继位。甄嬛发扬了这一权术,让养子继位,使大臣对外戚的担忧减弱,从而更好地保全了自我。

不过,这种弑君和中国道统对汤放桀、武王伐纣的理解不可相提并论。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甄嬛的弑君没有改变中世纪宫廷政治的运作逻辑,它恰恰反证了该逻辑的强大:“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韩非子·二柄》《汉书·孝武李夫人传》)新的“甄嬛”又要讨好新的皇帝,如此循环往复。

中国道统对武王伐纣的正解自然有助于诛杀暴君,却无益于制度转型。华夏文明的中世纪始终没有制度转型意义的弑君。唯有欧洲现代早期,我们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视野下具有制度转型意义的诛杀暴君之论。

9159金沙游戏场,李巍先生过多地沉浸在《甄嬛传》的文学叙事中,却忽略了这种叙事的基本政治背景。中国中世纪的君臣关系譬如夫妇(见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原法”),所以,《甄嬛传》是以一种宫闱内斗的方式呈现中国式的政治学,这是一种身体政治学。随着一夫一妻制、君主专制的废除,这种事情本身也成了历史。但以肉体消灭完成政治斗争的逻辑仍然存在。《甄嬛传》的叫座也恰恰在呼吁新时代人们在全社会内的疑虑与算计:“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在同床。何谓同床?曰: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谓同床。”

韩非子的这番话危言耸听,让现代社会颇有道德正当感的人们厌恶;但《甄嬛传》却以你死我活的鲜活案例再现了他的思想,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从而更容易成为“恶的导师”。李巍先生讲,《甄嬛传》和《走向共和》在过去一年最红火。在我看来,《走向共和》若能走红实为一幸事;《甄嬛传》的走红恰恰说明华夏文明尚未走出中世纪的逻辑,实一悲哀。

[1]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Luoya@pku.edu.cn。

[2]《悬崖》与众不同,给了两个结局,任不同性向的观众挑选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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